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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都市报2月26日讯（记者肖杨 通讯员吴江龙）昨日清晨，距离武汉大学鄂栋臣教授的告别仪式开始还有一个多小时，武昌殡仪馆天元厅的门前已经排起了两列蜿蜒长队。白发苍苍的学者和年轻的学子胸佩白花，纷纷赶来为这位“极地测绘之父”送最后一程。

“爱国敬业艰苦奋斗献身极地事业；立德树人呕心沥血培养测绘栋梁”的挽联是鄂栋臣教授一生的真实写照。他是中国唯一一位同时参加过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和北极黄河站三站建站工程和首次北冰洋考察的科学工作者；中国第一幅南极地图——长城站地形图的测绘者；中国第一个南极地名——长城湾的命名者。2月21日，他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0岁。

外孙女：外公很严却很疼爱我

昨日，鄂栋臣的夫人王紫云抹着泪说不出话来，女儿陪伴在一旁，外孙女回忆起自己的外公，轻声说道，“外公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对我却很疼爱，虽然他很忙，但无论去哪里，会给我带各种好玩意儿。”

“只有祖国强大了，炎黄子孙才有尊严。”他的晚辈喻伟回想起一件小事，舅爷爷鄂栋臣印象中是一个很平和的人，那次却发了脾气。“那是十几年前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咖啡吧里，我陪他临时坐在那，一位服务员走过来，说我们必须消费了才能坐。这时候，鄂栋臣不客气地反问，旁边的两位外国人也没有点东西，为什么可以坐？”

在生前的演讲中，鄂教授曾提到，1984年以前，中国没有人到过南极，正如此，1983年开第12届国际南极条约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发言权，在南极，不管国家大小，谁有本事插上国家的一面国旗在那里，建了科学考察站，别的国家才承认你有发言权，国家大也没有用，这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无奈和耻辱。

喻伟举这个小事，感慨舅爷爷从苦难的日子走过，尤其深刻感受过国家落后时与国外科技的发达形成的落差，所以才会对“内外有别”的境遇痛心疾首、对这样的小事非常“敏感”，自己也理解了为何他一生都努力报效国家、为科学进步而辛勤工作。

院士刘经南：痛失师兄好伙伴

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后来出任昆山杜克大学校长的刘经南院士在北京出差时听闻噩耗，立刻放下手中事务，专门写了唁信悼念鄂栋臣教授。随即赶回武汉，参加追悼仪式。回忆起自己的师兄，他说，当时同在武汉测绘学院（今武汉大学）读书时，自己比鄂栋臣低几届，鄂栋臣作为高年级的学生干部，经常关怀爱护低年级学子。“在我的印象中，师兄就是一个百折不饶、努力攻关、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人。”

“我曾长期和他并肩作战，作为他的科学研究后勤保障部队。”刘经南回忆道，自己1986年回到母校工作后，工作上和师兄多有交集。

谈到鄂栋臣教授曾4次赴北极，并到达北极点考察，刘经南院士告诉记者，“北极点是一个几何点，在茫茫的北冰洋是一个几何位置，没有鼓出来一个端点让你看到，需要用卫星定位仪器找出90度0分0秒，这才是地球自转不动的北极点。”刘经南回忆，当时自己从事的是GPS卫星定位数据处理方面的研究，因为工作的便利，特意联系最先进的仪器商，给予最精密卫星GPS定位仪予以科考支持。同时，带领学生在鄂栋臣找到的北极的区域中以当时最先进的算法,搜索到最准确的北极的冰盖上位置。还以此发表了相关论文。此后的南北极科考中，有关寻找高精设备资源、遇到学科交叉难题，彼此经常相互探讨交流，在鄂老师支持下，也常将自己带的弟子派出去进行支援他南北极科考。“我很悲痛曾经的伙伴离去，但我相信，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科考精神，伴随他所开创的极地事业，定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当天，院士张祖勋、龚健雅也参加了告别仪式，向鄂栋臣鞠躬送别。

弟子：老师让我“想清楚了再决定”

在亲友晚辈心中，鄂教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在同行圈里，他是一位德行兼备、不畏艰险的伙伴；在师生眼中，他更是一位实事求是、诲人不倦的引路人。

“1998年我刚入门时，鄂老师就告诫我们这是一个外表看似光辉，但十分艰苦甚至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研究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程晓动情回忆到，自己至今还记得老师简短有力地说，“想清楚了再决定”。

“不畏艰险，献身科学”的种子从此种在了年轻人心里，现年43岁的他，已去过4次南极，十余次进入北极地区考察，“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也是受到鄂老师的启蒙和鼓励，是他支持我到北京学习先进的遥感技术，利用卫星遥感对极地形成更深入的了解。”

程晓表示，“老师是江西人，朴实可爱、乐观豁达、淡泊名利，没有一点架子”，昨日在他的朋友圈，他深情写道，“去年自己来了武汉三趟看病重的老师，老师总是拉着我的手说半天。后来语言能力退化了，老师就拉着我的手笑着、点着头。虽然从此再没有老师的身影，但老师开创的极地测绘事业却已在全国开花，老师培养的学生也已遍布全球，老师，安息吧。”

“我是他第一个出来的硕士研究生，老师循循善诱，要求也很严格，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从外地匆匆赶回的弟子石强哀痛地说，印象里和老师就发生过一次争执，“读书时我研究的课题是南极测绘方向，后来我改了研究方向，老师一度非常生气，但是最后他仍然包容我，鼓励我跨学科发展”。目前是深圳市地籍测绘大队副队长的石强告诉记者，“去年夏天，我还和老师在深圳聚过，老师教我怎么做人，给予我的太多太多。”

老下属：他严谨而又热爱生活

在集中前去吊唁的校车上，早已退休的老下属李德祺表示，“大家都知道鄂教授工作忘我，不一定知道他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热爱生活的人。”

“他爱集邮，收集的作品曾专门在展览馆展出，得到集邮爱好者的好评。”李德祺回忆道，“他还喜欢绘画书法，收藏各式各样的宝贝，比如一些极地珍藏。”据悉，在武汉大学收藏陈列的众多极地生物标本，很多是由鄂老及后继武大科考队员们从南北两极淘回去的。

参与了1987年我国第四次南极考察的张松波回忆，鄂教授严谨而又充满情怀。楚天都市报多年前曾报道过，在南极留下的众多中国地名中，不少取自湖北，这些让湖北老乡备感自豪的地名，正是由鄂栋臣教授主持命名的。比如1985年在我国第一张南极长城站地形图上，给两个美丽的冰川分别命名“龟山”、“蛇山”。他还曾以“赤壁”、“小武当山”、“神农架”等湖北名胜给南极处女地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