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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朔方郡从筹建伊始就引起极大争议,因为秦朝失败的教训,即使有文景两朝积累下的巨额财富为后盾,在边疆人烟稀少之地营建新郡也是个无底洞,武帝的谋臣们认为这会将积累的大量财富消耗殆尽。

他们的担心有迹可循,也是有道理的。秦统一六国后不久,秦始皇派十万之众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为巩固战争成果,大军未及休整又开始修建长城的工程,并将收回的土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

这仅仅是开始,河南地地广人稀,即便设立郡县也极度荒凉空虚,为填补战略空白,秦王朝推行“徙谪,实之初县”的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政策。为了巩固新置郡县,又“滴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次年又修筑直道。

这一系列的行动应该被看做一个完整的军事行动,不应把修建边郡割裂出来单独看待。卫青收复河南地后,主父偃不失时机提出修建朔方郡,得到大部分朝臣的反对。

本来和匈奴兵戎相见就不被赞成,而皇帝又一步步走向秦始皇的老路,置朔方郡,之后就可能有修直道、修长城、移民等一系列工程,这极有可能重蹈“亡秦之祸”的覆辙。

事实也确如此,《史记平准书》里记载：“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为了腾出更多资金,还罢停了西南夷和沧海郡而专事朔方。而且,建成一座功能完备的边防军事重地不是一个能一步到位的工程。

筹建朔方郡是好是坏？

建朔方郡,占用大量劳动人手,破坏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严格来说,朔方郡筹备和初置的前几年,完全是无回报的投入。

如果说投入物资和财力朝廷还可以通过税收或其它方式进行再分配,是可以补充的,而它所需要的大量人力,就是对农业经济发展所需人力资源的直接削弱,短期内无可补充。

国内从事农业生产的编户齐民总量是一定的,把一部分抽调出去经营边郡,进行农业生产的人必然就会减少。

汉朝初置朔方时,就兴十余万人,后期不断建造投入的人数,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想必不会太少。除了营建之外,屯兵、戍守、播种运送、兴修水利、后勤工作人员等都需要大量人力,这些人口,大部分是青壮年,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

而且,这种系列性大型工程兴建,不断有摇役赋税摊派下来,官家索求无度,导致百姓纷纷流亡,依附于豪民。

遗留下来的百姓不仅需要承担自身的赋税摇役,还需要分担流亡者的未承担的部分,正如盐铁会议上文学所论：“中家为之绝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

农夫离开土地,损坏了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非常时期粮食需求量又额外增长,这种状况给小农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

朔方郡营建推动经济政策发生转变,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对某些行业本身产生消极影响。朔方郡能持续建设和完善,得益于朝廷颁布的几项新的经济政策。

但这些新的经济政策,目的是尽可能多的获取利益,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政策所涉及的行业的发展需求,破坏了行业自身的正常发展。

例如元狩四年的币制改革,尤其是朝廷强制推行的皮币和白金三品,用行政手段赋予超出它们本身数倍的价值,就是为了套取诸侯和民间的物资和货币,是一种赤裸裸的财富剥削。

但虚币的流通只能暂时使国家获利,这种行为不符合货币经济自身的规律,又被有实力的豪强大贾利用,造成新一轮货币混乱、盗铸严重的后果,国家发行虚币的利益很快被他们吞没,新币无可避免遭到百姓抵制,流通不畅。

算缗是朝廷通过行政手段将聚集在商人手中的财富转移到朝廷手中,这种敛财方式快捷,对解决当时朝廷财政危机很效果明显。

然而算缗的范围之广、事无巨细,对工商业的发展破坏严重。车船、马匹征税,增加了物流成本,货物征税,无形中增加了物品的附加值,苛捐杂税让大量从商的人望而却步,商人减少,物价上涨,这些都阻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

告缗泛滥,更是对工商业的摧毁,武帝颁布的告缗令,以令法形式杜绝“占不悉”等投机取巧、瞒报漏税的情况,更直观的原因,则是因为“告缗实在可以获得比算缗大得多的财产”。

算缗告缗实现了朝廷的初衷,充盈国库和打击豪强,国家因此用度充足。但算缗告缗对经济发展毫无积极作用,“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工商业者大多不再愿意生产经营而趋于懒惰,“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气并且将积累的财产用于挥霍消费,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这种获取财富、填补财政缺口的方式,无异于杀鸡取卵,商贾很快纷纷破产,无缗可告。盐铁经营权由私有转归朝廷所有,对盐、铁行业影响巨大。

朝廷经营盐铁,一再强调是为了抑制豪强兼并,消除地方分裂割据的经济基础,虽然也承认盐铁官营赡边用,但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在当时受到强烈抨击,所以盐铁官营的倡导者着重强调盐铁官营是为摧并浮食奇民。

盐铁官营确实也起到效果,并且还成为朝廷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但不可否认,盐和铁由私营转归朝廷统一经营后,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铁器私营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这些不利因素,打乱了铸铁业的正常秩序,使这个行业发展踌躇不前。自从煮盐业也收归朝廷经营,改变了原来“盐与五谷同贾”的局面,盐价大幅上涨,很多贫民都买不起盐,“土耰淡食”生活更加贫困。

盐作为一种百姓日常必需的商品,买不起的人多了,自然对行业产生消极影响。

总之,盐、铁行业由私营转为官营后,虽然在增加财政收入和加强中央集权方面起到极大作用,但他们也存在朝廷经营行业所特有的几乎所有的弊端,损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被本朝和后世的人诟病,成为官营经济反面影响的典型。

为筹措边郡建设费用,朝廷颁布的具有卖官鬻爵性质的法令对国家司法和用人制度形成不利局面。爵位的买卖,不仅限于朝廷出售、百姓购买,也有百姓出售自己己有爵位。

爵位的买卖,在汉朝可谓由来已久,史书中有关于惠帝、文帝、景帝朝卖爵的记载。如惠帝五年夏天大旱,惠帝六年颁布诏令：“令民得卖爵”文帝后六年,天下大旱且有蝗灾,皇帝诏令：“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气景帝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

西汉前期尚未见卖官的记载,但卖爵的记载很多,尤其在文帝时,由于入粟拜爵取得良好效果,文帝还多次减免农民的田租。

朝廷颁布的允许民间卖爵大多出现在大灾之后,彼时经济尚未完全恢复,朝廷无力度过灾荒,故朝廷通过卖爵来增加收入或粮食储备,或者允许民间自卖爵位获得收入来度过荒年。

这一时期的卖爵还不至于导致吏治败坏,反而通过卖爵保障国家粮食储备,增加朝廷收入,从而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武帝时期,卖官鬻爵到达一个高峰期。为了支持战争军费、边防建设费用和维持其奢侈生活,卖官卖爵成了朝廷敛财的常态性措施之一。

获得爵位者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多特权。如受爵者的爵位到达一定级别时,可以优先做官,犯罪后可以免罪,并且享有免除徭役等特权。

此举对国家来说,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对于百姓、尤其是那些能购买起高爵位的豪民、商人,可以得到更多实惠。但长远来说,其消极影响不可估量。

很多买爵者购买爵位是为了获得“为郎”“补官”的资格,朝廷又允许“入羊”、“入奴婢”等直接买官,由此途径步入仕途的官员必定鱼龙混杂,导致官僚系统素质整体下降,难以管理和约束。

尤其是武帝元鼎年间颁布诏令,允许犯罪之人赎罪,继而入财为郎,进一步破坏朝廷用人制度、腐蚀官僚体系,导致“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局面的形成。

而有爵者犯罪可以免罪,其本质还是以财赎罪,这项特权并不是施惠于所有人,很大程度上包庇了犯罪的豪民、官员与贵族,毕竟,拥有能够免罪爵位的普通百姓只是少数。

这种法外容情产生的不公平状况,必然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流民泛滥的局面,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天灾；高利贷者盘剥和豪民地主兼并；朝廷横征暴敛。

朔方郡建筑工程巨大,前后投入用作营造、戍守、后勤保障等人员不可胜数。而朔方郡建筑过程中,又有不少天灾现于史载,让百姓生活雪上加霜,会出现流民,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很大一部分逃亡到山川林泽或郡县交汇处,形成一个个小集团,这是朝廷最担心也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针对这种局面,汉武帝专门制定“沉命法”,加大对流民的打压力度,却事与愿违。

司马迀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根据经济物产和生产方式将国家划分为四个区域,其中一个为龙门、碣石以北,“所谓龙门碣石之间是由碣石山下划一条界线,西南行,经过今北京市和山西太原市北,再横过吕梁山南段,直至龙门山下。”

由于其物产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与南面的农耕地区不同,所以这条界线应该是农牧分界线。

史念海先生认为,这条界线不只是农牧分界线,而且还是生态分界线,“因为符合生态环境,自然有利于农牧业的生产和发展”。

秦朝时曾经移民实边,秦王朝分崩离析后,不少人又重回中原。汉文帝时晁错亦曾建议徙民于塞下,效果也不是很好。

至汉武帝时,收复河南地,设置新郡,大量迁徙人口充实边塞,此举巩固边疆,造就了边郡的一时繁荣。

但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屯垦,农业生产的范围扩大已超过了司马迁认定的农牧分界线,河南地急功近利的开发,使边郡的环境破坏,在这一点上,史念海先生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

伴随移民实变和屯田而来的农业垦殖,导致草原退化。朝廷为就地筹措大量军粮,减少转运之费,对土地可说是掠夺性开发。

为了获得更多耕地,很多绿洲、草原被开辟为农田,防风防沙的草原和森林被破坏,在朝廷无力经营或大量边民迁回内地时,一部分己被开垦的农田无人管理,裸露的土地不断被风蚀,促成土地的沙化。

垦区军民的日常生活和军事防卫工事需要砍伐大量森林,而且在开垦耕地时森林也会被烧光,辟为农田,这个过程也是森林彻底破坏的过程。

植被减少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情况加剧,自然使得自然灾害频发。西汉时黄河泛滥,屡屡出现的水灾与移民、屯垦时的不合理开发也不无关系。

汉武帝在河南地筑朔方郡,从生态角度角度来说是影响巨大的。朔方郡的设置,拉开了彼时河南地,此时河套地区全面开发的大幕。

鉴于其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对这个地区的争夺和对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改造一代代传承下去,毁坏了这个生态环境本就十分脆弱、并不适合农业大规模发展的地方,各种灾害频发,与此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