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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结束，天下大势，显而易见。

2月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负责解放江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

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治天下的关键在于管理大城市，而共产党的大部分干部对于管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十分陌生的。因此进城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共产党干部要从头学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对于这中国第一大都市的接收和管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共产党发挥其善于统战、善于发动群众的特长，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界人士，照顾多方利益，克服财政金融危机、美蒋封锁轰炸等种种困难，在一年内顺利完成了接管上海工作，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工作方式。

1、丹阳集训

丹阳是镇江附近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小城，负责接管上海的饶漱石、陈毅等于1949年5月初进驻此地。

各路准备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约有5000多人先后于当月在此会师，集中学习接管上海的政策和纪律。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批接管干部的调配和培训。1948年12月，中央致电上海局选派30-50名干部，前往东北解放区学习城市管理经验，作为今后接管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干部。

与此同时，华东局迅速抽调大量干部，特别是具有南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到青州华东局党校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和已有的接管经验。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并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华东、华中调动及训练1.5万名干部，于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随军南下。

要求华北调集1.7万名干部，2月底前应将其中8000人集中于石家庄，交华东局率领，随军南下。要求东北局准备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

当时时间紧迫，南下干部们一边南下一边集中一边学习，一路上不断有从各地赶来的干部加入，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后邓小平往西南主持工作，遂以饶漱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

5月上旬，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奉命从香港回到北平，准备参加上海的接管。

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面授机宜。5月16日，潘汉年等南下丹阳。此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刘少文等也已到达丹阳。

在丹阳，接管干部们学习了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聆听了饶漱石、陈毅关于接管工作的报告，明确了接管上海的政策和纪律。

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接管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应吸收这类代表人物参加工作。

5月20日，中共中央就接管上海的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复饶激石、华东局电，要求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和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接管。

总之，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这是首要的入城政策。

2、铁的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了上海。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

然后，以15万人担任市区警备，6万人担任吴淞、江湾、高桥、川沙、南汇、奉贤等郊区的警备。

21万人、5000多处岗哨，声势浩大，日夜巡逻，给上海人民以安全感，给敌对势力以巨大震慑。

纪律严明、为民服务，是解放军给上海人的第一印象。

部队初迸上海，遵照陈毅司令员关于“没有找到营房以前，部队一律睡马路”的指示，不入民宅而露宿街头。

战士们用快板抒发此时的感受：

“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破麻袋，又是铺，又是盖，晚上睡觉怪凉快。”

在一次火灾中，某部七连以一人牺牲、数人负伤的代价，从火海中救出了70多位居民，被救者感激涕零。

战士们对缴获的金银财宝，眼不红，心不动，如数上缴；对自己看管的各类物资，嘴不馋，手不摸，尽责守护。

6月初，部队将缴获的被国民党强行征用的数千辆民用汽车发还原主。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上海人从中看到了一支新型军队。

一位教授目睹了解放军的风貌，沉思良久，最后断定：“国民党回不来了。”

美国《生活》杂志根据大量的有关解放军遵纪爱民的新闻报道，发表评论说：

“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3、王国瑞事件

王国瑞事件不仅可以说明军纪之严，从中还可看出当时的军民关系。

6月3日下午，警备部队某部一辆大卡车自郊外送饭入城，在天平路广元路口，将骑自行车路过的同济大学学生熊恭礼撞成重伤，在医院不治身亡。

该部首长亲赴死者家属处赔罪道歉，拨款治丧，并致信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深表歉意。入殡之日，又派代表送花圈致哀。淞沪警备司令部特通令全市警备部队，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

肇祸司机王国瑞，被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处死刑。消息传到同济大学，学生们大为感动，全体学生连开3次紧急会议，决定以学生自治会名义致函警备司令部，函曰:

来示已悉，值此解放伊始，建设需才之际，熊君之死固为惋惜，但贵军对此事极端重视，竟因此通报全军进行教育，故其死亦富有重大意义，事后贵军派代表亲往死者亲属家中致殷切慰问之意，并予以合理解决，其处理之善，存殁咸服，人民解放军一贯之良好军纪，实为蒋管时所罕见，此更使我全体同学赞佩不已。

至于肇祸之驾驶兵，依军纪固应受相当处分，但熊君之死非其一人之过错，故敝会谨代表全体同学恳祈贵军对肇事者之惩罚务请减轻为幸。

此事见报后，工、学、商、法各界也纷纷投信市府、警备司令部及《解放日报》，恳切吁请为王国瑞减刑。

警备司令部为此向华东军区陈毅司令、饶漱石政委和粟裕副司令请示。

华东军区司令部为尊重民意，批准免处死刑，改判有期徒刑。

6月1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判处王国瑞有期徒刑三年，并发表公开信答谢各界人民的隆情厚意。

在攻占上海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解放军扫雷2万余校，收容遣散非法武装数千人，收容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15427人，成功地维持了社会秩序。

随着上海日趋安定，8月1日，警备部队换防，人数减为7万余，固定岗哨减到1300多处，依旧保持着足够的威慑力量。

4、如何接管上海？

上海解放当天，上海市军管会即宣告成立，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下辖政务、财经、文教、军事等四个接管委员会，立即投入接管工作。

政务接管委员会：

主任周林，副主任曹漫之，接管了下列单位：

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所属财政、卫生、工务、公用、教育、地政、民政、警察、社会等9个局，统计、调查、人事、秘书、会计、新闻、外事、总务、交际等10个处，20个市区公所，10个郊区公所；

原法院、检察院、监狱等司法机关11个；

原国民党中央财政部所属直接税局、货物税局等。

除原调查处、统计处第三科人员大部逃跑外，上述其他单位的员工绝大部分留在原岗位上听候接管，共接管旧员45280人。

政务系统的接管对象在性质上都属于旧的国家机器，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需要拆散、打乱。

但接管干部的人数、经验都不足以应付大上海繁杂的管理事务，因此，对不同类型的机构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

原社会局、调查处、统计处予以撤销。原法院、检察院、监狱在组织形式上进行彻底改造，成立人民法院，撤销检察机构(1951年重新设立)，废弃民国“六法全书”（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六个门类的法律法规汇编，六法有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根据人民政府施政纲领、政策、决议、法令等进行审判和调解。

对于其他主要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旧机构，在接管初期不作巨大变动，基本执行原来的机构职能，由接管干部担任主要负责人。

财经接管委员会：

主任曾山，副主任许涤新、刘少文，执行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政策，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沪的银行、工厂以及财贸、商业、交通、邮电企业共411个单位，其中工厂157家，掌握全市41%左右的纱锭，三分之一的机器制造设备五分之一的钢铁冶炼设备。

接管的物资有黄金24600两，白银36万元，金圆券21万亿元，台币2.4亿元，台糖3.5万吨，粮食47万石，新旧好坏不等的汽车1.8万辆，汽油4887万加仑。

在上述单位服务的旧职员工15.3万名。

这些企业是“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的，不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有机构。旧员工如愿意继续服务，则保持原职原薪。接管干部先对企业实行监督生产，以后根据条件再进行改革。

文教接管委员会：

主任陈毅，副主任夏衍、钱俊瑞、范长江、唐守愚、戴白，共接收原国立大专院校19个，公立中小学和其他教育机关521个，以及由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等行业的65个单位。

文教接管的任务是迅速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剥夺反动派的言论出版自由。

高等教育方面，暂时不撤换人员，只改用校务委员会来负责校务，停止国民党的训育制度，停止党义和公民课程，易以马列主义教育的政治课。教会学校取消宗教必修课。

中小学方面，校长大部分予以更换，并换用老解放区编的教科书。

新闻出版方面，上海解放当天，军管会就颁布了《报纸杂志通讯社暂行登记条例》，各新闻单位需经登记并经审查批准后，方能工作。

结果，上海有14家报纸、3家通讯社(新华社华东总分社、新华社上海分社、工商新闻社)和89家杂志(实际出版77种)取得合法地位。这些报纸都是进步的，杂志则至少是中性的。

军事接管委员会：

主任粟裕，副主任唐亮，接收了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在上海的营房、医院、机场、军工厂、仓库等处。

接管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平稳，除了军事系统外，其他系统的房屋、器械、设备、档案都保存得相当完好。这是入城政策的成功，也反映了人民对新政权的支持。

5、接收上海时的困境

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之际,上海经济已被拖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第一，资金与物资外流。

(1)在沪外资企业纷纷收缩和转移,转移方向主要是日本和香港。

上海原有的1800多家外资企业，到1949年5月已减少到910家。

(2)国民党官僚资本控制的资金物资流向台湾或国外。

例如，1948年冬，中央银行把黄金200万两运到台湾，1949年1月又运去黄金57万多两，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离沪前又拿走黄金19.8万两，所以解放后接管中央银行时，黄金只剩6180两了。

又如，中国蚕丝公司，抗战后接收的日伪敌产约计黄金57770两，然而到解放军接管该公司时，账面资产已所剩无几了。

因此，解放后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基本是一些空壳子。

(3)部分民族资本企业在前途未卜的情形下，也通过种种方式把资金抽往台湾、香港或国外,从而使留下来的企业更加难以维持。

第二，物价飞涨，市场环境恶化。

在金银外币和重要物资流出上海的同时，从华北等地被驱逐出来的金圆券涌人上海，国民党政府仍然大印钞票，金融市场混乱，人心恐慌，物价一涨再涨。

1949年1月，上海物价上涨296.8% ，2月上涨670.9% ，3月上涨329.8% ，4月上涨2670.7%， 5月上涨 8430.6%。

金圆券实际已经崩溃，人们开始以金银、美钞计价，银元是最通常的交易媒介。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场投机盛行，人民生活艰难。

第三，工厂停工减产。

上海工业在抗战胜利后历经外货倾销、币制改革、限价强售等多次冲击，早已元气大伤。

上海解放前夕又面对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遂在原料、资金、销路、运输等多方面陷入绝境。

1949年6月初上海开工的厂家不足三分之一。而开工厂家的生产量，大多只占其最高生产量的10%-30%。

与工业停滞相关联的是，在金融、交通和购买力的影响下，商业不振。

1949年2月，上海著名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写信给董事长郭乐说：

由于局面动荡，一般厂商均感无法支持。永安更因富人离沪，购买力锐减，营业下降。而金圆券贬值，物价上涨，开支日重，不胜负担。

公司每日营业额仅300-400万元，而每日薪金、电费、伙食、什支等达250万元以上。营业所得，半数以上为以上开支所耗，无力进货，存货空虚。未来局面，不堪设想。

永安公司如此，一般的商店就更困难了。

总之，上海解放时，经济已陷入全面困境。

6、接收了多少？

解放军占领上海之后，立即开始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法接管在沪官僚资本。

在工业方面，接管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纺织机械制造公司、中华烟草公司、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国油脂工业公司、亚细亚公司、上海钢铁公司、江南造船所、冷铸车轮厂、闵行通用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公司、中央无线电公司、中央化工厂、耀华玻璃厂以及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的虬江机器与吴凇机器厂等企业的管理和业务机构以及所属77家工厂。

据1948年的统计，这些企业拥有上海炼钢平炉的全部，电炉的85.7%，纱锭的38.5%，织布机的59.2%。

其重要产品占全市总产量的比重为：钢89.3%，棉纱42.4%，棉布35.5%，粗纺毛织品41.8%，变压器61.6%，烧碱38.1%，食用植物油31.9%。

可见它们在上海工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实力。

接管之时，这些企业尽管普遍缺乏资金和原料，管理混乱，但它们集中了不少技术和管理人才，有一批技术熟练的老工人，有国内较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其他大批不动产。人民政府在接管这些企业后，改组了企业的管理机构，提高了工人的地位，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它们成为上海国营经济的重要基础。

解放前，上海的铁路、邮电、航空运输全部为宫僚资本控制。

在航运方面，官僚资本也占主导地位：

全市有码头645座，其中公营码头429座，有仓库436座，总容积1468万立方英尺，其中公营仓库236座，容积793万立方英尺；有轮船1333艘，95万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80%以上，其中公营轮船有408艘，44万吨。

接管上海时，邮电部门保存较为完好；铁路部门的路线、桥梁、机车损坏严重，尤以桥梁为甚；航空部门只有一些破旧飞机；航运部门接管了162艘轮船，计81883吨，其中可航行的只有119艘小船，共34251吨。

在金融方面，上海本是国内金融中心，也是官僚资本银行的大本营，集中了7家作为官僚资本金融体系主体的金融机构，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合作金库，所谓“四行二局一库”；5家省市银行，即上海市银行、江苏省银行、江苏省农民银行、浙江省银行和台湾省银行；4家官僚资本投资而以民营姿态出现的商业银行，即山西裕华银行、亚东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和广东银行；5家官商合办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

合计共有官僚资本银行16家，官商合办银行5家。

这些银行控制着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命脉。

人民政府接管这些银行后，分别不同情况加以改造利用。

对于中央银行，一面接管，一面利用其原有机构改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市分行，并逐渐将其3000多人员固定在一定的岗位上。

后来，其原有机构成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公库部、第二营业部和信托部。

上海市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市库部，代理市政府一切必需的金库，及来往调度之银行业务。其他省市银行予以撤销。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则分别在1949年6月6日和11月1日正式复业，政府没收了官股，保障私股权益，改组了董事会。

中国银行成为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交通银行成为监督公私合营企业财务的专业银行，都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正式复业前，两行均未完全停顿，而是奉命开展着部分业务。

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邮政储金汇业局，这3家金融机构经过接管清理已不复存在，以它们原有的人员、机构和储蓄业务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合作储蓄部。

中央信托局最初改组为华东区国外贸易总公司，旋撤销。新华、中国实业、四明、中国通商4家官商合办银行，经军事特派员进行监督，实行公私合营，接收其官股部分成为公股，派出公股董事，同私股推出的代表起组成新的董事会，继续营业。

中国国货银行、广东银行、山西裕华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亚东银行，均清理结束。就这样，到1950年上半年，经过对原官僚资本银行的改造，上海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国营金融体系，具有足够的实力控制上海金融。

人民政府在上海接管的官僚资本贸易机构主要有：

输出人管理委员会、扬子建业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孚中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利威汽车公司、嘉陵企业公司、中国棉业公司、长江实业公司、祥记公司、中国茶叶联营公司及中国丝织产销联营公司等十余家。

解放前，这些机构有的由国民党政府直接经营，有的由大官僚经营，它们是政府控制和调整内外贸易的工具，并利用经济政策的倾斜，在上海贸易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些机构的财产大多已于解放前夕转移，人民政府接管到的资产约值人民币732亿元。

解放后初步的改组，是以原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为基础，成立华东区国外贸易管理局，以原中央信托局为基础，成立华东区国外贸易总公司，而将其他具有地方牲的业务，改组为上海市贸易总公司，并分别对外和对内两个系统，成立猪鬃、茶叶、蚕丝、粮食、日用品、花纱布、盐业、土产等国营专业贸易公司，分别隶属于该总公司。

1949年9月华东区贸易部成立，遂以各专业公司归贸易部领导，撤销贸易总公司。国营贸易公司后来在稳定市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人民政府在接管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营经济，资产相对薄弱，但在结构上已经具备了控制私营经济的态势。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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