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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中国人民应该铭记的一天。日本裕仁天皇通过电台宣读了《终战诏书》，命令所有在中国、太平洋诸岛、东南亚的日军就近向盟军投降。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便与日军进行了长达14年的斗争，在这十四年里，有3500多万名同胞伤亡，930多座城市被化为一片废墟，4300万平民无家可归。杨靖宇、赵登禹、张自忠、左权、郝梦龄等高级将领先后为国捐躯。

日本天皇宣读这一消息时，中国人民正在吃午饭，无论是国军、晋绥军、八路军、新四军，纷纷放下手中的碗筷，跑到院子里鸣枪庆祝，这一天，中国军人等的好苦。

9月2日，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东京湾举行，徐永昌代表中国出席了这次签字仪式。为了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密苏里”号宽大的甲板上人山人海，就连那标志性的主炮炮管上都挤满了人。

随着日本代表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二战正式结束。和平再次成为了世界的主旋律。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距离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是代表着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一边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如果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可能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道路上走了下去，他对于我党的仇恨甚至要超过对日本人。

如今外部的敌人被赶走了，中国内部的矛盾也该提上了日程。

一、咄咄逼人的“三封信”

虽说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是这种合作之中夹杂着几分斗争，即便已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在战争中多次想要借助日本人之手削弱我党的武装力量。

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曾经多次挑起冲突，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在美苏等列强的谴责下，蒋介石的反共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双方一直剑拔弩张。1945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大势已去，抗日战争的胜利近在眼前，全国人民开始考虑战后中国的发展。

国共两党也相互致电，共同商讨政治建设的相关事宜。中共中央于1月16日复电：“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刻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敞党无不乐于商谈。”

为了争取战后国内的和平，我党作出了一定的让步，甚至提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

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诸多民盟代表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在过去的十四年里，中国人民为了共御外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全国人民都已经厌倦了战争，除了蒋介石。

国际上，美苏等国也对中国爆发内战持有反对态度。由于美国参战时间较晚，并且本土远离战场，二战中损失较小，因此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了为世界霸主。

美国政府也迫切希望在战后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在对华政策上，美国想要扶持一个表面上独立，但是实际上遵从美国意志的中国，把中国当做是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美国从抗日时期的“援华抗日”转为了“扶蒋反共”。

而苏联方面同样不希望中国重新燃起战火。苏联在二战时期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了法西斯阵营的“老大”德国。自身损失也十分惨重，急需在战后恢复元气，所以在对华政策上以退为进。

苏联先是承认了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且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统一中国，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为了防止美国的势力进一步在中国扩张，苏联公开宣布：“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斯大林还亲自致电延安：“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风险。”

当时我党共有武装力量100万人，并且大部分都是农民武装，武器装备基本都是来自于日军之手。而国民党共有400万军队，并且接收了美国大量援助，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双方的实力的确非常悬殊。

蒋介石自然不会容忍共产党的存在，早在国民党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态度明确的说：“今天的工作中心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的外部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考虑到国内外的舆论攻势，蒋介石不得不按照美国的指示，着手准备和我党的谈判。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的毛主席发送了一封电报。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其实蒋介石此举只不过是为了应付美国代表，并不具备和我党谈判的诚意。甚至我党有些人认为，蒋介石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如果毛主席真的去了重庆，极有可能会有生命威严。

但是如果不去，我党可能会在舆论上陷于被动，甚至破坏和平的责任就会落到共产党的头上，蒋介石便可以名正言顺的发动内战。

基于以上原因，毛主席给蒋介石回电，大意是：“朱德总司令将会发给你一封电报，等你表态之后，我再考虑前往重庆的问题。”

虽说早已看出了蒋介石的阴谋，但是毛主席并没有直接点破，这封回电既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尽显汉语的博大精深。

此时蒋介石已经看出了毛主席对于赴重庆谈判这件事犹豫不决，只要自己再加点火候，破坏和平的罪名就会落在共产党的头上，自己的目的就达到了。

于是蒋介石发出了第二封电报，这一封的字数明显要比第一封多，其中有一句“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看着蒋介石这封电报，毛主席倍感压力，考虑到周恩来曾经担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对于和国民党谈判，有丰富的经验，于是毛主席提议，让周恩来前去重庆谈判。

蒋介石见毛主席不敢来重庆，于是更加得寸进尺，给毛主席发了第三封电报：“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蒋介石的第三次致电延安，更加将自己的姿态放低，甚至在电报的结尾都已经向我党表明，飞机都已经准备好了，只等你动身。

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毛主席的反应，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也都先后给延安发电，催促毛主席马上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但是我党大部分干部都已经看出蒋介石对于这次谈判毫无诚意，很多人劝毛主席不要理会蒋介石，抓紧时间准备内战。

但是毛主席认为，如果不去谈判，这会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并在在国际舆论上我党也会处于不利地位。有美苏等国的约束，我党的谈判团队不太可能有生命危险。

为了戳穿蒋介石的阴谋，毛主席毅然决定前往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在8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乐观的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要在那里办点事。”

“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意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现在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

毛主席在前往重庆前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所以在临行前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了刘少奇处理，并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增选了彭真和陈云为候补书记。即便是毛主席被蒋介石扣押，党内的工作也不会耽误。

并且朱德、彭德怀等我军的高级将领，身经百战，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一旦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内战，这些人也完全能够胜任我党武装力量的指挥。

二、深入虎穴

为了促成这次谈判，美国主张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为了打消我党的顾虑，美国承诺保证我党代表团的安全。

毛主席前往重庆的飞机由美国提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将领张治中跟随飞机前往延安。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抵达了重庆，这一消息瞬间传遍了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主席是“弥天大勇”。

蒋介石在洞林园官邸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对于毛主席的人的到来，蒋介石感到非常意外，当时他甚至已经准备撰文批判我党“无意谈判”。

蒋介石表现的很热情，但是真正到了谈判桌上，国共两党却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我党先是表明了基本态度，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从我党的基本立场看，为了谈判的顺利进行，我党已经作出了足够的让步，但是国民党代表步步紧逼，想尽一切办法剥夺我党本来就不多的合法权益。

在解放区的问题上，我党提出由共产党员出任山西、山东等五个省份的省主席，担任广东、湖北等六个省份的副主席。

但是这一提议并没有被国民党认可，国民党只允许我党参加政府，至于解放区官员能否继续留任，必须得到国民党的许可。国民党这种态度明显是想要搞独裁，按照国民党的提议，共产党员即便是参加了政府，也不具备任何实权。

国共两党之间最大的分歧当属军队的问题了。我党提出，中国共产党提出保留16个军共计48个师，但是国民党只能容忍我党保留12个师。

由于有诸多提案难以达成一致，国共两党的谈判陷入了僵局。见谈判难以在进行下去，美国便派赫尔利出面调停。

周恩来在和赫尔利沟通的过程中，明确的表达出了我党的意志：“国民政府应该改组为联合政府，各党派共同参与政治，享有平等的地位。”

这一提议与美国最初的构想有几分相似，所以赫尔利也认为我党的提议非常合理，于是便同意了。正当他以为自己的调停工作做的比较出色时，蒋介石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蒋介石并不打算接受“联合政府”这一提议，还声称：“国民党不可能和共产党相提并论，如果接受中共的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

蒋介石还说：“我能接受的最大限度就是共产党员来国民政府‘做官’，按照他们的提议，他们会控制政府。”

为了向杜鲁门交差，赫尔利也是极力撮合国共两党达成一致，国民党也并不打算一点不给美国面子，于是提议中共允许保留的军队由原来的12个增加到16个。

由于历史原因，在军队的问题上我党不能作出太多的让步，16个师依然与毛主席的预期相差甚远，在谈判过程中，王若飞很气愤的说：“国民党干脆把我们党的武装全部消灭好了。”

眼看中共代表已经在重庆呆了一个月，谈判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国内的和平人士似乎已经开始有些躁动，这种情景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于是国民党在10月10日与我党签署了《国共双反会谈纪要》，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中最重要的一条内容就是：“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虽说诸多问题国共两党到最后也没能达成一致，但是“双十协定”的签订也算是没有让国共双方在这次谈判中空手而归。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党始终遵循“双十协定”中的内容，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但是在蒋介石眼里，“双十协定”不过是一张废纸，仅仅过了半年，蒋介石就调集国民党主力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国人民和平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三、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全身而退？

其实毛主席这次前往重庆之前，早就已经料到了谈判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成果，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涉，自己的人身安全大概率也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但是毛主席从来就不是一个把命运交给别人的人。为了保证毛主席等人的安全，我党也是做足了功课。

虽说蒋介石不太可能开“明枪”，但是没有人能保证他不放“暗箭”，万一他命令军统的特工假扮成社会人员对毛主席进行暗杀，在蒋介石经营多年的地方，我党很难找到蒋介石才是幕后黑手的证据。

为了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毛主席此行一共带了三名保镖，他们就是有“一虎二龙”之称的龙飞虎、陈龙、颜太龙。这三人不仅都是以一当百的勇士，并且个个根正苗红，在抗日战争中，已经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对组织的忠诚。

尤其是颜太龙，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工作时，险象环生，颜太龙就是当时周恩来的警卫员，周恩来能够从重庆全身而退，颜太龙功不可没。

除了派出精兵强将保护毛主席的安全之外，我党在重庆还做到了广交朋友。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毛主席和周恩来经常利用闲暇时间拜访重庆的民主人士以及各个爱国人士。

比如宋庆龄、冯玉祥、张澜等人都在重庆与毛主席和周恩来见过面，在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一共会见了一百多位各界人士。

每次和这些有头有脸的人见面，毛主席都会尽力宣传我党的和平建国方针和政治主张。毛主席平易近人的性格特点以及我党为国为民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大量社会人士的支持。

在与民盟主席张澜见面时，毛主席对张澜的家仆非常有礼貌，让张澜感到无地自容：“我也是寒门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了，染了一身士大夫习气，主席能够平等的对待我家里的雇工，真是让我感到自愧不如。”临走时张澜还不忘说了一句：“得天下者，必是毛润之。”

在参加民主人士鲜英的酒会时，毛主席开怀畅饮，多次与在场的人碰杯，最后大醉而归。而毛主席平时基本上是不饮酒的，在蒋介石为他举办的酒会上，他也只是简单的抿了一口。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除了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毛主席还拜访了何应钦、陈立夫等人，这些人是典型的国民党右派，尤其是何应钦，曾一手策划了“皖南事变”。

毛主席却说：“现在是国民党右派当权，如果想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同样也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虽说这些人的意志不是那么容易被改变，但是主动与他们见面这一行为，使我党向社会各界展示出了广阔的胸怀。

毛主席在离开延安时就交代朱德和彭德怀：“蒋介石为了争取谈判的筹码，肯定会在谈判过程中命令部队四处挑衅，你们一定要坚决反击，千万不要手软。”

毛主席和蒋介石打交道多年，对他的性格已经非常了解。蒋介石这个人比较软弱，属于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类型。如果面对国民党军的挑衅，我军一再避让，毛主席在重庆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正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蒋介石果然在谈判期间给阎锡山发送了密电，要求他率部进攻长治一带的八路军。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按照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上党地区与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了战斗。

经过一个月的血战，上党战役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终，阎锡山部的13个师以及两个纵队，共计3.5万人被歼灭，我军缴获了火炮74门，各类机枪2000多挺。

上党战役的胜利给毛主席吃了一颗定心丸，实现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的目的。蒋介石得知阎锡山败北的消息后，在谈判桌上收敛了许多。

1945年10月11日，毛主席等人乘坐飞机返回了延安，现在看来，国共之间属于是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是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解决的。

即便毛主席等人以身犯险，终究没能为全国人民带来和平，但是他们能够勇敢赴约就已经赢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从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派兵大举进犯中原解放区开始，他就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说国民党军在前期占据了优势，但是我军背后站着的是人民群众，有了群众的支持，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早就已经确定了。